一个辜负了***期望最大的人

解放前***三次举荐邓小平
***曾在一年之内三次举荐邓小平出任要职。

　　第一次：邓小平升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

　　长征胜利后，***在党和红军中的核心领导地位更为巩固了。

　　1937年1月13日，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至延安。从此，延安这座陕北古城，成了继红都瑞金之后的革命圣地，成了中国革命的心脏。

　　就在1月份，因朱瑞调往红二方面军任政治部主任，邓小平升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。这是***推荐促成的。

　　这时的***，除仍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外，已是中共***主席、红军主帅了。中央红军于1936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，完成长征。10月27日，党中央负责人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，决定：***负责军事，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。11月3日，中共中央在下寺湾召开政治局会议，决定：成立新的***，***任***主席，周恩来、彭德怀任军委副主席。此时，***在全军的领导地位，已被中央政治局正式确定，成为全军之统帅。邓小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由红军主帅***推荐上任的。

　　邓小平的复出，经历了相当复杂的过程。图为1974年***在会见外宾时同邓小平亲切握手　

邓小平上任后，主要抓了红一军团的政训工作。他在军团政治部驻地王家楼办起了政训班，组织军团直属机关干部有计划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、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。

　　邓小平还亲自讲授政治经济学。据时任总务处长的梁必业将军回忆：政治课是小平同志给我们讲。他每天早晨起来看书、备课。他备课的时候，不让我们吵。他给我们讲课，讲政治经济学，从商品的两重性讲起，讲什么是劳动，劳动创造价值，讲社会主义必然会代替资本主义……有一次供给部部长邝任农的人迟到了，邓一开课，拿起笔就在黑板上写下：“供给部迟到。”写完就开始讲课。供给部的人来了，一看这几个字，赶快悄悄坐下。邓没有批评人，但是以后再没有人迟到了。他还教我们唱国际歌，因为国际歌是外国歌，许多人不会唱或唱不准。我学会唱国际歌的音调，就是从邓那里学会的……邓对干部要求很严。他说：“我这个主任，是要管师长的！”一军团的师长、政委们，不管谁到司令部来，都要到政治部请示邓主任。我那时当总务处处长，机关的一些同志想买点好的东西，买好一点的信封信纸，连浆糊也不想自己做了，想买香糊用，邓批评了，以后就不敢了。

　　第二次：邓小平升任红军前敌总政治部副主任

　　1937年六七月间，根据***的提议，邓小平接替傅钟，升任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政治部副主任，同时兼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。总政治部主任是前敌总指挥部总政委任弼时兼任的，总指挥为彭德怀。

　　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，中华民族神圣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。

　　根据抗战形势的需要和国共两党高层会谈的决策，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。1937年8月25日，***、朱德、周恩来以中共***主席、副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：红军改编为八路军，朱德任总指挥，彭德怀任副总指挥，叶剑英任参谋长，左权任副参谋长，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，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。

　　八路军全军计4.6万人。下辖三个师：第115师，第120师，第129师。

　　当时，由于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在延安参与中央领导工作，八路军总部在山西辽县西河头村，所以八路军政治部的日常工作是由邓小平主持的。

　　据时任政治部民运部长的傅钟回忆：“小平同志当时刚过‘而立’之年，风华正茂，不论军队工作、地方工作都有丰富经验。他作风干练、稳健，待人热诚，关怀部属，深得同志们信赖。”“他为保证我军在伟大历史转折关头贯彻党的政治纲领，在民族革命战争中开始新的发展，呕心沥血，雷厉风行，做了大量奠基、开拓性的工作。他在我军政治工作上创设的业绩，他的坚强品格和思想、作风，在此后八路军(前方)政治部，即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的工作中，有深远影响。”

　　第三次：邓小平出任129师政治委员

　　1938年1月5日，***和八路军总部任命邓小平(接替张浩)为第129师政治委员，同师长刘伯承一起工作，成了独当一面的统兵大员。从此，一个军事主官，一个政治主官，两人搭档，一直到1950年，“长期共事，相知甚深”。

邓小平是1931年在中央苏区认识刘伯承的。邓小平曾说过：“初次见面，他就给我留下忠厚、诚挚、和蔼的深刻印象。”刘伯承素有“独眼将军”、“常胜将军”、“当代刘伯温”的美称，是声名赫赫的大军事家。他年长邓小平12岁。有趣的是，两人都属龙，两人都是四川老乡！
反右也好，文革也罢，毛发动的历次运动都从不隐诲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和目的，甚至连运动的方式都很明确，并且事先在全党讨论，形成统一认识后后再实施。
邓则不同，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，还是唯一的标准。稍有逻辑概念的人都知道，实践是获取真哩的手段之一，它本身怎么会是真理？实践中成功的经验才能算是相对真理，真理的获得也并非只有亲身实践一条渠道。为什么要混淆目的和手段？因为邓要实践了，要按照他的主张去实践了，而他的真实主张是什么？实践的目标是什么？他并不明确说，或许是不方便说，他让干部、党员、群众慢慢地摸着石头“过河”，而自己通过类似南巡讲话的方式逐步引导，搞“渐进式的演变”。对一些重大的理论口号和改革措施，如一部分人先富起来、包产到户，企业承包、市场经济等等在社会上、在党内、在高层领导中的不同意见，邓说：“不争论”。因为如果允许争论，就会造成更大的阻力，就会分散领导的精力，就会浪费很多时间。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争论，只做不说，先做后说，我说你不说。这样就赢得了时间，减少了阻力。
邓小平说：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，走了资本主义道路，要害是姓“资”还是姓“社”的问题。判断的标准，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，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，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，也就是“三个有利”的原则。它传递的信息是：在中国的条件下，只要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任何社会制度、体制、机制，都是“社会主义”，这种标准的判断方法与他著名的“猫论”如出一辙。朱镕基体会最深刻，说得也最透彻，他说：在中国，只要是“***”搞的，就是“社会主义”！放下姓“资”还是姓“社”的包袱，思想就可以大大解放了，只要有利于发展经济，只要有利于最大限度地谋取利润，只要能赚钱，就可以大胆的干，大胆的闯。
当然，邓小平也说过：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了。中国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，不会产生百万富翁阶层，我们也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，中国不会出现百万富翁。而如果中国真的出现了新的剥削阶级怎么办？他没有说，或许是让大家继续去“摸着石头”解决吧。

邓小平 剥削阶级

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社会。